文 / 刘海英

    我于1970年10月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。20岁之前的我爱唱、爱笑、又爱美。和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共同在父母温暖的羽翼下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。
    20岁通常被视作人生的花季，但我的20岁却仿佛是一条快乐的终止线，因为就在那一年，我突然身患重病，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病榻生涯。
   还清楚的记得，那个寒冷的冬天，我全身肌肉、关节疼痛，高烧达41℃，无药可退，医生焦急地对母亲说：“这样年轻，正值一朵花蕾开放的时候，这样烧下去可怎么行？赶快转院吧！”于是我开始一家接一家地转院，后来，我住进了一家极具权威的大医院，抽血、化验、做B超、做骨穿……我强忍着痛苦，配合医生做着各项检查，可仍旧查不出高烧原因。主治医师为我请来一个又一个全国有名的医学专家、教授，为我会诊。那一天，那位著名教授带着一群实习医生，围在了我的病床边，只见他眯缝起眼睛，极为肯定地小声重复着一个可怕的病名代号“考虑SLE……”霎时，在那一片洁白、冰冷的白衣笼罩之下，我的心被无尽的残酷与绝望所吞没，一时间，只觉得整个人正在向一个无底的深渊跌落……因为我清楚，教授所重复的那个病名代号，指的是一种叫做“红斑狼疮”的很难治愈的血液病。住过几家医院，我已目睹两例这种病人，有一位23岁的年轻妈妈，与我同时入院，可不到一个月，便不得不痛别亲密爱人，撒手未满周岁的婴孩儿；另一位正与我住对床，时常被高烧折磨得昏昏沉沉，正在接受首例换血治疗的实验，实验是否成功还很难说，病人在换血过程中竟人事不省……
    当我明白了我得的病有多么可怕时，极度的恐惧与悲伤占满了我的心。我最先想到的是我的父母兄弟，平日的种种抱怨早已无影无踪，浮现于脑际的全都是他们对我的种种好处。我想起了学裁剪时，父亲帮我弄那种铁的衣扣，不小心将手指砸出了血；我想起了有一天赶不及吃早饭就去上学，母亲随后骑着自行车去买了饼干，为我送到学校；我想起了与哥哥弟弟们共同度过的童年时光，有时因一点小事而争执，挨了母亲的骂，我恨自己，那时怎么那么不懂事？……现在，我得了不治之症，将要永远地离开他们了，我不愿意，我真的不愿意呀……为了不让母亲难过，我躲到洗手间里，伏在墙壁上，失声痛哭……
    反反复复，经过抽血化验等多项检查，教授的怀疑未能被证实。春节将至，我的病就暂时以激素控制着出了院。春节过后不久，我的体温又开始上升，并且一天比一天高，于是，我开始全国各地地跑。北京协和医院、天津总医院附属医院、津华医院……我的病始终不能确诊，专家教授们只一个劲儿的摇头：“这种病例，临床上很少见……”就这样，每次住院，最终都不得不采用激素暂时控制体温。
    先后住了几家医院，目睹了许多病人的痛苦与无奈，我才明白，原来世间最残酷的莫过于病魔。而那时的我，也已经由得病之初的焦虑、急躁而逐渐转变得沉静、深刻起来，我的内心不敢再有任何怨与恨，我只是暗自庆幸自己没有被确诊为不治之症，同时我不断在心中祈祷着，希望老天开恩，能够让我活下去，希望自己在每一个清晨从睡梦中醒来，睁开双眼的时候，都依然能够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。
    在我患病以后，几个兄弟也都逐步地事业有成了，他们在孝敬父母的同时，对我这个病人也是百般关爱，不但无怨无悔地出资为我治病，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也都会首先摆在我面前。被一家人关心着、呵护着的我，虽然看似很幸福，但我的内心却始终怀有一种深深的愧疚，看着一家人都在为我付出，我告诉自己，决不能被病魔击倒，我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减轻家人的经济负担，我要更好地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分钟……就这样，在病床上，我毅然提笔，选择了自学写作，投稿。
    我开始将稿子投寄给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的正规杂志社。我首先将自己想要投寄的稿子工工整整抄在稿纸上，然后查看自己所要参与栏目的责任编辑的姓名，给这位编辑附上一封短信，对所寄的稿子作一下简短说明，然后装入信封，再到杂志的目录处或杂志的封底查找该刊物的社址，在信封上写好邮编、社址和编辑姓名后，贴上邮票，稿子便可以寄出了。有一天，我竟意外地收到了北京一家杂志社寄来的两本杂志，原来，他们发了我的一篇稿子，这是寄给我的两本样刊。
    发表了第一篇作品，让我激动了好些日子，这也大大激发了我写作、投稿的积极性，这样，我每天不停地写呀写、抄呀抄的，还好，虽然起初投出去的稿子大都杳无音讯，但每年都会有小作品发表。
    1998年秋天，搞美术设计的弟弟终于买回了一台电脑，这下可乐坏了我。虽然双手已经严重变形，我不得不用一根手指一下一下地敲击电脑键盘，但是，但我仍十分认真地坐在电脑跟前，利用拼音打字法，一下一下地将自己想写的文字输入到电脑中。于是我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于报端，而且令人高兴的是，隔三岔五就会有稿费汇款单寄来，少则百八十元，多则三五百元。
    多年来笔耕不缀，我终于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，我的自由投稿陆续被市内以及国内的多家报刊、杂志所采用，几年间已经有300余篇散文、随笔或纪实稿件发表在国内的各类报刊杂志上，还曾有散文上了大型期刊杂志的扉页并被其他文摘刊物转载，并多次在一些征文活动中获得奖品及荣誉证书，稿费汇款单也不断由邮递员送上家门。
    2000年秋天，大连电视台还以我身残志坚、富有爱心为主题，为我拍摄了上、下集的专题片。在2002年年底，我已经加入了大连市作家协会，同时义务担负起市残联残《自强》杂志的栏目主持。2004年，我被评为“大连市2004年十大感动人物” 。
    在周围的人纷纷对我乐观进取的精神表示钦佩、纷纷赞扬我的时候，我深知，无论我病体的好转，还是在写作上取得的成绩，都是与亲人们多年的付出分不开的。
    还是在2003年的下半年，我开始了一部自传小说的写作，也就是写一写我自己的故事，我要把我患病以来所得到的来自家人以及社会的关爱写出来，我还要把自己多年来在写作之路上坚持奋斗的过程都告诉大家。这时我才发现，其实我早就应该有这个想法了，因为我不仅希望别人能够了解我，更希望大家都能够分享我生活中的快乐。
    虽然写作大大充实了我的生活，给我带来了许多的快乐，但对我而言，这条路也是异常艰辛的。因为病情始终处于活动期，所以，我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承受着病痛的煎熬。坐在电脑前敲打的时间久一些，不仅会导致腰背疼痛，手腕、手指也会肿痛难忍。赶上雨雪天气，疼痛会格外加重。
    每年进入十一月，天气已经冷起来但是还没开始供暖的日子，还有每年四月份停止了供暖但是天气乍暖还寒的日子。我就必须穿得多一些，并且多数时候要坐在被窝里，只有要写稿子时，我才不得不把一个叫做“热宝”的电热仪器插上电加热了以后，抱在手里一面取暖、一面继续我的写作。就这样，寒来暑往，历经三年的时间，我的二十二万字的书稿终于由一根仅能使用的手指敲击完成了。
    2006年8月11日，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是一个难忘的日子，因为就在那一天，我的书稿《只要生命还在》终于顺利出版了。
    这本书的出版，有幸得到了残联领导和多位爱心人士的关心和帮助，早在这本书还在写作之中，残联领导就非常关注这件事，一直到这本书完稿，残联领导又和王荔主任一起策划出版以及筹集出版资金等工作，为我操了很多心。我市著名作家孙惠芬也在百忙之中放下长篇小说的写作，认真地阅读我的书稿并撰写了长达三千多字的序言。
    另外，学习美术设计的小弟为该书设计了封面，自幼痴迷于书法的二哥为该书的封面题了字，封面折页内的照片则是由一向爱好摄影的大哥为我拍摄的。因此，这本书也凝聚了两个哥哥和小弟对我的深切的关爱。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这本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。
    在新书首发式上，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对到场的宾朋说：只要生命还在，我就会好好地珍惜，只要生命还在，我就会继续我的写作，我会不断地努力，争取以更好地成绩回报大家，回报社会。